上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2021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4%，并将继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2.3%，在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同比下降6.8%的情况下，实现逆势增长。
如今，我们已进入“两个一百年”中的第二个一百年，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应当在哪些方面发力？中国如何继续后发优势？
对中国来讲，有些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像家电产业、5G通信，如果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自己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引领世界市场，这是一部分机会。
而且我们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开发出一个新的软件或新的平台，在中国很快就铺开了，在全世界都具有竞争力，比如淘宝、微信、抖音的发展就是这个道理。
在硬件上，中国有全世界唯一完整的产业体系，有全世界最好的各种部件的供应，所以这种硬件从想法到产品，可能几天就能成形。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又把各个地方的产业分成五种不同类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弯道超车型、国防安全和战略型。
对于这五类产业，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因势利导”，二是“反弹琵琶”。
因势利导主要针对的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包括追赶型、领先型和弯道超车型。
追赶型产业一是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二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
领先型的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维持领先地位。
转进型产业过去有比较优势，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但一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已经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了。
这类产业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机器换人”来提高生产力水平，但由于附加价值的瓶颈限制，这方面的空间有一定的限度。
弯道超车型产业，新工业革命的智能制造、智能联通的软件和硬件产业以人力资本为最主要的投入。
通常战略型产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非常密集，超过一个地方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地方政府很难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种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和发展，不过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种产业带来的技术力量和相关产业链“反弹琵琶”，结合当地的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
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是学界和媒体上流行的说法，但林毅夫并不这样认为。
我们现在在体制上、机制上还有不少问题要改，改好了以后，生产力会解放，效率会提高，但是新的问题又会出现，改了那些问题不就有新的改革红利了吗？
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提出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如果能改革，就能够释放生产力。发达国家也有不少结构性问题要改革，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改革的地方自然更多。
只要我们不骄傲自满，有决心和勇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去发现新问题、面对新问题，不断地深化改革，改革红利就会永远存在。
这种说法认为，我国过去发展这么快，是因为有人口红利，理由有二：一是把劳动力从生产力水平低的农村转移到生产力水平高的城市制造业；二是原来计划生育使出生率减少，提高了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但他觉得这只说到中国经济增长快的一些次要原因，印度和非洲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多，年轻人口的比重也比中国高，照上述理论，印度和非洲应该比中国发展快，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首先，人口红利理论的重点在于，把劳动力从低生产力水平的行业转移到高生产力水平的行业。
比如把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到城市制造业，但是这种红利不仅在农村劳动力变为城市制造业劳动力的过程中会产生，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的过程中也同样会有。
制造业里有很多阶梯，只要不断地进行产业升级，把在低附加值就业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到劳动生产力水平高的制造行业，这方面的人口红利就会一直存在。
其次，因为计划生育导致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减少，这是事实。但是劳动力对生产的贡献，一方面是数量，一方面是质量。
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质量，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可以靠教育的改善，我国的教育这些年提高很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补偿劳动力数量的下滑。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
从短期看，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当今世界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
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我国出口也受到外部需求下降的影响，需要加快释放内需潜力，激发国内大循环活力。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从长远来看，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2006年，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5.4%，2019年降至17.4%，与2006年相比减少一半，这一年我国82.6%的国民经济是在国内实现循环的。
一方面，从发展规律和国际经验看，现代制造业规模经济大，越大的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国内消化产出产品的能力越强，GDP越多地依靠国内循环。随着我国成为越来越大的经济体，出口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由2006年的41.8% 提高到2019年的53.9%。
受这两方面因素影响，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此前，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宣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人归因于全球贸易不均衡，进而又归因于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也有类似说法。
这都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如果再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美贸易摩擦或疫情影响出口时，各界就容易判定中国经济要出问题。
只要我们能够把国内经济稳定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基本上不会改变我们整体发展的格局。
一方面是户口制度，你要到北京、上海或其他一线城市落户，会受到户口制度的阻碍。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对户籍制度进行适时改进。
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要到一线城市工作，房价高则不利于人才的跨地区流动，基本上年轻人对房价很难适应，所以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房住不炒，让房价回归它应该有的属性，才会有利于人口的流动。
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最终是通过改革的手段，抓住痛点难点。
具体而言，在资本要素的金融市场，要通过结构改革补中小金融短板，让农户、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得到更多金融支持。
在人才市场，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让房子回归用来住的功能等举措疏通人才跨区域流动的障碍。
展望未来，中国可以维持一个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有就业，家庭收入就会增加，家庭收入增加以后消费就会增加。
林毅夫判断，中国到2028年，或者宽松一点到2030年，还有每年8%的经济增长潜力，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实现6%左右的增长没有问题。